別敦榮
儲朝暉
程方平
程瑩
■本報記者 陳彬 見習記者 王之康 實習生 闞鳳云 趙鵬飛
2017年春節(jié)期間,當高校師生還在享受寒假的時候,經(jīng)過了一年的漫長等待,《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終于“千呼萬喚始出來”。
自2015年底國家提出“雙一流”建設的整體戰(zhàn)略布局之后,具體的實施辦法就已經(jīng)成為了業(yè)界關注的焦點。如今,辦法已經(jīng)公之于眾,這也標志著“雙一流”建設即將步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那么在高教界人士的眼中,這一事關“雙一流”建設成敗的重要文件究竟可以打幾分?未來高校發(fā)展又該如何部署?就此,本報專訪了多位教育專家,希望他們的觀點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圓桌
專家:
別敦榮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
儲朝暉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程方平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程方平
程 瑩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
對話
《中國科學報》:對于此次出臺的“雙一流”實施辦法,您的整體評價如何?您認為是否達到了您的預期?
別敦榮:此次出臺的辦法主要還是粗線條的。整體而言,該辦法與我個人的期望有一定距離,因為實施辦法并沒有太過具體的實施要求和做法,主要還是原則性的規(guī)定。在更大程度上,它是重復了國務院關于統(tǒng)籌推進“雙一流”建設的文件精神。所以,這個實施辦法還有很大的值得完善的空間。
儲朝暉:政府出臺任何一項措施,并不能直接解決高校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問題,因為高校要有更好的發(fā)展,更多的還是要結合自身的特點、規(guī)律,從自身發(fā)力。
不過,目前高校對政府的依賴比較多,那么多一項措施,就是多一種對高校管理上的牽制。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并不認為方案做得好,就會對高校產(chǎn)生好的作用。所以,對于政府出臺的某一方案或措施,我并沒有多么高的期待。
程方平:單純從文本上說,這一實施方案看起來是不錯的,但是我對其實施效果存在懷疑。這個方案討論的基本是從行政管理角度提出的目標。其實在高等教育方面,行政管理和高校自身發(fā)展還存在較大差距。行政管理多從撥款、計劃、評價等角度出發(fā),然而高校實際發(fā)展中卻有自己獨特的問題,比如,改善教學質量和提高學生綜合素質。所以我認為,規(guī)劃落實到具體學校的影響可能并不是很大。
程瑩:“雙一流”建設實施辦法從目前政策文本來看,還不能回答所有的疑惑。雖然實施辦法明確了幾個問題,比如大學不要申報了,國家根據(jù)一定的標準來統(tǒng)一挑;沒有改成長期建設,還是五年一輪這種傳統(tǒng)的方式。但除此之外就沒有特別明確的內容了。對于高校和感興趣的人來說,真正關鍵的問題還沒有公布答案。
對于五年的建設周期,我個人的觀點是少數(shù)頂尖大學應該長期持續(xù)建設,而不是用五年來一輪的方法來考核。五年還是太短了,無法讓高校沉下心來做一些事情,應該再長一些,比如十年。
《中國科學報》:實施辦法提出要制定科學合理的績效評價辦法。但對于如何評價,辦法并沒有做更多闡述,您認為在考核評價這一核心管理問題上,做到“科學合理”的關鍵是什么?
別敦榮:在實施辦法中,“由誰來評價”的問題是應該明確的,但很遺憾,究竟是教育部來評價,還是第三方機構來評價,抑或是建設的大學自我評價?目前的實施辦法并沒有做出明確的規(guī)定,這也是我感覺實施辦法還可以完善的地方。
目前,教育部正在提倡“管辦評”分離,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教育部還是應該做實施的推進者,評價的工作最好是第三方機構去做,這樣可以把責任分清楚。教育部作為政府行政部門,主要管資金的籌措以及資金的分配和使用。具體的評價標準要求和規(guī)范具有學術性,還是應該交給專業(yè)機構和第三方機構去做。
儲朝暉:說到績效評價辦法沒有作更多闡述,其實這是政府文件的一個通常特點,很多文件都是這樣,只有概念,沒有具體的辦法。
要做到科學合理,不同的大學考核評價就應該是不一樣的,并不存在一個全國所有大學都能夠通用的方式方法。
“雙一流”建設本身帶有一些激勵性的措施,這些措施會在一定程度上產(chǎn)生評價的效應,但它起到的更多是杠桿作用,而不能成為評價所有大學的統(tǒng)一標準。如果單獨依靠這個辦法,就不可能做到對所有大學的評價都合理。
比如東部高校與中西部高校,整體發(fā)展情況存在較大的差異,如何實現(xiàn)符合學校實際情況的評價,這需要各個學校自己去探索。
程方平:不同學校、院系間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學校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的評價應該有所不同,而我們現(xiàn)在都采用統(tǒng)一標準評價所有學校和專業(yè),這本身就存在很大問題,它極大地限制了高校自主發(fā)展。這些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好,此次“雙一流”方案很難有從實質上推行和創(chuàng)新的潛力。
此外,目前的行業(yè)協(xié)會(比如高等教育協(xié)會)基本還是原來準官方的體制。我們可以使其適當?shù)匦袠I(yè)化和專業(yè)化。事實上,當前的教育部和(準官方)協(xié)會都偏行政化,在這種情況下,高校本身的一些規(guī)律就很難受到充分尊重。
程瑩:我認為既然是建設世界一流,就可以邀請國外一流大學的管理者和學者,比如美國的、歐洲的、澳洲的,請這些國際同行來,聽一聽他們的意見;蛘呓M織一個多元參與的國際專家委員會,讓他們的意見在評價標準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xiàn),我覺得會比較有價值。
此外,“雙一流”建設事關中國所有重要的大學,制定選拔標準的委員會的名單和一些重要的文件能夠透明化也很重要。請了哪些專家?他們的意見是什么?委員會的決策機制是什么?要讓公眾知道,這樣也會降低很多“雙一流”建設中的不確定性。
《中國科學報》:此次外界普遍認為,實施辦法最大的亮點在于打破了身份固化、建立有進有出的動態(tài)調整機制。對此您是否贊同?您認為僅靠動態(tài)調整機制,是否可以避免在實施“985”和“211”工程時出現(xiàn)的入選高校與非入選高校兩極分化問題?
別敦榮:不同大學競爭進入“雙一流”建設的行列,這是有競爭激勵意義的。但單純靠這一措施不太可能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因為進入“雙一流”建設的高校只是少數(shù),在國內2500多所高校中,進入“雙一流”建設的高?赡芤簿驮100~150所左右,所以在這個情況下,要避免兩極分化顯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動態(tài)調整,能夠進入“雙一流”建設高校的范圍也不會很大,高校之間的差距可能因“雙一流”建設而拉大。
所以,“雙一流”建設不是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它本身是一個重點支持建設的政策舉措。它就是要讓一部分大學跑得快一些,讓一些大學辦得更好,而這必然就會帶來學校之間的差距。
儲朝暉:我個人并不認為實施辦法的最大亮點在于打破身份固化、建立有進有出的動態(tài)調整機制,它只是在方式上相較于過去有所改變。
打破身份固化可能會激勵更多高校去爭取建設一流高校、一流學科。但是當身份制不斷滾動的時候,高校為了實現(xiàn)或者達到既得利益,可能就會采取一些相對功利的措施,很難穩(wěn)定下來去作長遠的規(guī)劃。
大學辦得好不好,最終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學校自身。當然,政府的投入是必需的,但它更多的應該是監(jiān)督,而不是用錢來做誘餌,從而讓高校達到一些既定目標。
當初的“985工程”“211工程”是給少數(shù)高校開了一個特殊的“小餐廳”,現(xiàn)在的“雙一流”建設只是換了一種方式,但依然是給少數(shù)高校開“小餐廳”。政府需要給高校財政支持,但高校要怎么辦好,還是要靠它們自身去探索,而且辦好的方式是不同的,不應該用一個統(tǒng)一標準來判斷全國幾千所高校是否是好的高校。
程方平:單純通過這個方案很難避免兩極分化。因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鼓勵一般院校發(fā)展,而在這方面,我們的相關政策其實是空缺的。
在我看來,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的是對相關法律條文進行一些修改,使普通高校的發(fā)展真正納入到法律軌道,同時我們還需要一些真正起支撐作用的措施。比如美國曾經(jīng)為了支持涉農(nóng)學校的發(fā)展推行《贈地法案》,但我們一方面鼓勵學校發(fā)展涉農(nóng)產(chǎn)業(yè),另一方面地方卻寧可用閑錢發(fā)展旅游也不支持高校。即使地方院校做出成績,關注度依舊很低。地方政府沒有給予相應的回應,如此怎能激勵地方院校呢?
程瑩:我覺得,打破身份固化這一點肯定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否真的打破了,現(xiàn)在并不清楚,怎么打破的現(xiàn)在還沒看到呢。
比如說,100多所“211工程”學校假如最后只有3所滾動的話,也是打破了身份固化,可是這又有多大的意義呢?如果說“985工程”“211工程”建設的學校中真有幾十所學校在“雙一流”中得不到支持了,那才算是真的打破了身份固化。
現(xiàn)在,關于“雙一流”建設,很多東西還不好評論,因為到底要怎么做我們還不知道。說它好或者說它有問題,都只是就文本而言。
《中國科學報》:針對已經(jīng)出臺的實施方案,如果請您給高校提出一些建議的話,您希望高校在接下來的工作中,重點抓好哪些工作?
別敦榮:對高校而言,第一要認真抓好落實。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實施過程中,很多高校重申報、輕建設,到最后要驗收的時候,就把各方面的材料拼湊一下以應付驗收檢查。這是一個普遍問題。所以,在“雙一流”建設中,不能再重蹈覆轍,而是要真正抓落實、抓建設。其次,在實施過程中,要緊緊圍繞學科和專業(yè)建設來做文章,要在學科和專業(yè)建設上下真功夫。把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科技開發(fā)緊緊地結合起來,達到出人才、出成果的目的。抓住這兩條,“雙一流”建設就有可能取得成效。
儲朝暉:我認為,關鍵是高校要理性地對待“雙一流”建設,不要簡單地為“雙一流”的各種指標所左右,而是應該按照既定的思路去發(fā)展。
這個文件出來之前,已經(jīng)有不少高校開始準備“雙一流”建設的工作了,比如把一些跟它無關的院系、不緊密的學科撤掉,就像是在同一個賽場上跑步,大家都采取一些措施,好讓自己跑得更快。但是高校辦得好不好,并不是簡單的行政領導就能決定的,還是應該根據(jù)其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進行。
所以,高校當前應該基于理性和專業(yè)進行判斷,避免“雙一流”建設成為一個新的行政杠桿,從而影響其自身的發(fā)展。
程方平:高校首先要做的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一定要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經(jīng)歷的改革中,哪些是真改革,哪些是走形式。很多時候,我們以前認為自己做對的事情,反而為以后的工作埋下了伏筆和隱患。此類事件出現(xiàn)了很多,但沒有人真正反思。比如在教學科研上,我們有很多形式主義的措施,這些都是束縛教師和學生發(fā)展的枷鎖。即便通過這種方式擠出了一些成果,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所以,我們應該讓高;A功能簡單化和實用化,讓行業(yè)多評價,讓社會多評價,減少不必要的行政評價。
另外,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高校是社會的智庫和文化的引領者,但是目前我們的高校很難扮演這種角色。我國現(xiàn)代社會過于商業(yè)化,如果在文化層面沒有一個穩(wěn)定的引領者,對于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高校也應該反思,自身怎樣才能承擔起人類知識文明研究的責任?想清這個問題,可能要比一兩項技術發(fā)明更為重要。
程瑩:高校還是要練好內功,能力建設是最重要的,因為高校的國際水準是不會因為任何政策出臺而產(chǎn)生任何改變的。
國家也是希望我們有真正能在國際上獲得認可的大學,所以,我們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政策,“雙一流”建設方案在指導大學發(fā)展的同時,也是支持大學、服務于大學發(fā)展的,學校還是要根據(jù)自身的條件和優(yōu)勢,爭取辦出特色。
“雙一流”大事記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5次會議審議通過《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
2015年10月,國務院印發(fā)《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提出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
2016年2月,教育部印發(fā)《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點》,要求加快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制定“雙一流”實施辦法。
2016年6月,教育部官網(wǎng)發(fā)布公告,包括一系列與“985工程”“211工程”相關的共382份文件被宣告廢止,持續(xù)了20余年的兩大工程正式成為歷史。
2016年7月,網(wǎng)傳首批“雙一流”建設擬定名單出爐。
2017年1月,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2017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表示,2017年,教育部將全面啟動“雙一流”建設,培養(yǎng)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
2017年1月,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fā)展改革委共同制定的《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正式印發(fā)。
自國家啟動“雙一流”建設工程后,目前至少有河北、山東等16個省份出臺了“雙一流”建設的相關方案或文件。
聲音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師資至關重要。我們現(xiàn)行的教師評價系統(tǒng)過分重視對教師科研成果的評價,忽略了其在人才培養(yǎng)上的投入,極大地影響了教育質量。爭創(chuàng)一流的目標無可厚非,但關鍵還是要轉變利益導向機制,引導教師做好本職工作,提升大學的教育功能。
——同濟大學副校長蔡達峰
要提倡有權威的第三方機構來作評價,“雙一流”引入績效評估應該鼓勵各種各樣的中介機構來作評估,風能進、雨能進,教育部不能進!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光禮
在“雙一流”建設中,我們必須用專項經(jīng)費解決專門問題,但前提是我們知道需要什么,知道我們在核心領域存在的問題,以及與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但是,我們清楚存在的差距嗎?
——浙江師范大學田家炳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眭依凡
“世界一流”不等于“西方認可”的一流,否則永遠是“二流” 。若頂層亦如此理解“一流”,則完矣!
——網(wǎng)友haishanzhidian
“雙一流”建設會使得中國各大學走上兩條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即強校向綜合型轉變,弱校向專業(yè)型轉變。
——某知乎用戶
“雙一流”那些專業(yè)以后要加大投資,這是好事。“雙一流”以外的專業(yè)呢?這方面以后要不要加大投資以提高一下?
——網(wǎng)友haustcn
中國-博士人才網(wǎng)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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