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授，想搞一場“人心改良運動”，鼓勵全社會“說好人、幫好人、做好人”。杯水車薪，堅持5年，“終有小成”。

　　有人說談方善于 “炒作”，可他卻坦然，認為只要“干實事”，自會有媒體找上門來；他知道，一些企業(yè)家和組織，上門討教的未必是策劃經驗，而是“炒作方式”，但談方覺得沒什么：“只要部分目的是做好事便好；打著"公益"的旗號，說明他們對社會上的正能量有所畏懼，總比作惡強上百倍。”

　　談方把“好人”當事業(yè)。

　　他對此從未困惑過，在他5年前創(chuàng)辦“中國好人網”之前，他就“都想好了”。

　　當初有人嘲笑他：干嘛要叫“中國好人網”，名字太樸素，范圍又太廣，何不取個“英雄”或是“道德楷模”的名字。

　　談方不改，他的想法是要“說好人、幫好人、做好人”，幫助全中國的好人，宣揚好人有好報，搞一場“人心改良運動”。

　　有人嗤之以鼻：“杯水車薪。”也有人覺得“太虛了”，認為這位在高校教“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授“搞理論搞傻了”，辦一個網站，能改變什么人心？

　　誰也沒想到，大多數(shù)人“敢想不敢做”的“好人事業(yè)”，談方搞得有聲有色。

　　每年一次“幫好人萬里行”

　　前不久，談方組織了“幫好人萬里行”。

　　學校放假的第二天，他和中國好人網（以下簡稱“好人網”）的志愿者們乘兩輛面包車，從廣州出發(fā)，46天走了16個省份，為了去“幫好人”—探望、給錢；了解需求，可幫忙打官司，可找醫(yī)生前往救治，還可協(xié)調就業(yè)和入學。

　　這種“全國巡回式”的幫好人行動，已經是第二次了，談方計劃每年暑假都搞一次，明年就可以走遍各地。

　　他們把面包車四周圍上條幅，穿著統(tǒng)一設計的服裝，胸口處的標志是一顆大大的紅心，紅心內是五星紅旗的圖案。

　　這次“好人名單”中的大多數(shù)人，是這一年來，談方和志愿者們通過各類途徑發(fā)現(xiàn)但素未謀面或是沒聯(lián)系上的；還有一些，是當?shù)匚拿鬓k推薦的。

　　這也是好人網日常主要的工作模式—關注新聞、接聽熱線，以此尋找好人、幫助好人。照他們的話說是：“讓好人有好報！不讓英雄流血又流淚！”

　　他們用這種形式幫過兩千多人，有名的，或是默默無聞的。比如昆明農民工、無償獻血48次的董仲彬，他患癌癥晚期無錢求醫(yī)，帶獻血證上街乞討了半個月；還有河南淮陽縣熊樓寨村的農民李守俊，他為救人犧牲，留下90多歲的父親和有病的妻子，家庭困難……

　　要幫的好人太多。

　　設立“攙扶老人獎”

　　好人基金名下，已經設立了二十多項專項基金。

　　談方把這些基金定義為“自籌”，是好人網的志愿者們捐助的，并非公募，也非私募。而每個人捐的每一筆錢，其數(shù)額和用途都公布在網站上。

　　其中有一項基金，著實讓好人網和談方火了一把。

　　那是2011年3月5日，學雷鋒日的時候，談方建立了“攙扶老人風險基金”，并成立公益律師團，邀請了數(shù)位知名律師，想為以后的“被冤枉者”打官司。

　　當初在好人網內部，不少人反對談方成立的這項基金，認為“沒必要”，因為“道德沒墮落到那個程度”，不少人說，應該把“風險”兩個字改一改。可談方堅持，要以此吸引更多人關注“誠信問題”。

　　沒過多久，全國各地“攙扶老人反被誣陷”或是“老人摔倒無人敢扶”的事頻頻發(fā)生，全國媒體涌向廣州，讓談方談看法、聊觀點；各地愛心人士為基金捐款。而那時，在好人網關注過的十多起“攙扶老人”案例中，僅有一位大學女教師接受了508元的訴訟費和醫(yī)療費資助，有兩位則拒絕受助，一位覺得“受了傷害”，不愿再提；另一位擔心受資助會被冠上“訛錢”的惡名。

　　談方當然覺得還不夠，他要搞更大的。

　　2012年的3月5日，好人網舉辦了首屆“攙扶老人獎”，設了委屈獎、勇敢獎、正義獎和責任獎，評出獲獎者42人，頒發(fā)獎牌和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獎金。

　　沒有頒獎儀式，只用最直接的幫助方式：銀行轉賬。談方費了幾番周折，聯(lián)系不上的，就把獎項和獎金一直留著。

　　“幫好人”不搞錦上添花

　　好人事業(yè)，越做越大。

　　好人基金已經籌集了兩百多萬元，好人網還推出了全國第一個民間好人榜“中國好人”，每年評選100位年度中國好人。

　　鼎盛的時候，好人網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注冊志愿者達到1.6萬人，律師、醫(yī)生……“能幫助好人的人，都要團結”；近20個省份，都有好人網的分會。

　　困難自然也來了。

　　最大的麻煩，是核實受助好人們生活的困難程度，以此決定捐贈和幫助的力度，“注重雪中送炭，不搞錦上添花”被視為“幫好人”的原則。

　　比如，“最美教師”張麗莉、“最美媽媽”吳菊萍、“最美司機”吳斌等好人，因為大量的媒體報道和社會關注，他們及其家庭得到了大量幫助，好人網便不再介入。畢竟，好人基金是常年“專業(yè)”幫助好人的，資金不能簡單根據(jù)“感動程度”來分配，“幫好人”應有一套嚴格的流程。

　　前不久，他們探望了湖北一位農村婦女柯梅花，她所在村里的留守兒童大多數(shù)都被她照料過；2011年12月，她沖到馬路中間，把村里的一個男孩從飛馳的卡車前拽了回來，自己卻被卡車后輪輾壓，雙腿截肢。

　　她當然是好人，可該捐多少錢？從市縣到鄉(xiāng)村，沒一位干部說得清楚柯梅花殘疾后收到過多少筆捐助、捐款用于何處；柯梅花的家境看似尚可，她也從來沒有向被救的家庭要求過什么，就連政府問她有什么需要時，她也堅決說沒有。

　　談方提議捐一萬元，可他給基金委員會成員挨個打電話，大家都說捐多了，5000元夠了；投完票，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最后，柯梅花受助5000元，被列為好人網“長期幫扶對象”，定期回訪。

　　幾乎每一次捐錢、捐物，談方和志愿者們都要先旁敲側擊，問對方“已得到多少、需要多少”，之后要打電話匯報給基金委員會成員，大家投票定奪捐贈金額。

　　促進為“好人”立法

　　談方目標遠大。

　　他是嚴謹且中規(guī)中矩的人，他的論文，絕不允許出現(xiàn)一個標點和句式錯誤；他是華南師范大學理論部的教授，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中共黨史”“中國近現(xiàn)代史”和“公共管理”……

　　他希望未來的“中國特色好人事業(yè)”應是政府積極主動推動，有眾多民間組織、愛心企業(yè)參與，以“好人有好報”的文化氛圍為底色的。

　　一年前，談方“幫好人萬里行”的隊伍到了南昌，探望并捐助了聾啞老人何興武，他用自己和愛人的退休工資，幫了一所特教學校，收留了兩百多名邊遠山區(qū)的聾啞兒童。臨分別時，何興武抓住談方的手，拿筆寫字：“我沒想到，有這樣的"幫好人萬里行"組織！我的腰桿子更硬了！”

　　兩年前，好人網幫助了廣東人凌華坤，他在駕車追擊劫匪的過程中，車輛與劫匪的摩托車相撞，導致劫匪身亡；雖然他獲得見義勇為獎金5萬元，可除了自己妻兒的醫(yī)藥費，還要賠償被撞路人和路邊車主，反而倒貼了4萬元。之后，談方為此四處演講，在政府會議和各類場合大聲疾呼—應借此契機，為“見義勇為”和“見死不救”等行為立法，哪怕是一部地方法規(guī)。

　　談方沒想到，今年8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qū)救助人權益保護規(guī)定》開始實施，成為全國首部保護救助人權益的法規(guī)，被稱為“好人法”。

　　但若沒人將“好人”視為事業(yè)，那這些“想不到”的進步，或許，不會來得這么快。

　　據(jù)《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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