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通過過程重整把核心問題進行一定梳理，怎樣讓兩岸的教育有更深層次的探索，這是兩岸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臺灣華梵大學校長 朱建民
在高等教育領域，海峽兩岸雖然存在差異，但也面臨著一些共同的挑戰(zhàn)。比如臺灣1994年進行教育改革時，曾有一種廣設高等大學的呼吁。這種過于快速的發(fā)展所帶來的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大陸地區(qū)1999年開始擴招，很多高校在感覺到擴招帶來好處的同時，不免也會承受一定壓力。
于是，怎樣通過過程重整，把核心問題進行一定梳理，怎么樣讓兩岸的教育重新有更深層次的探索，這是兩岸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如果站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我們會發(fā)現，其實中華民族近百年屈辱的歷史，就是一段被工業(yè)化浪潮先進國家打壓的歷史。如今我們已經迎頭趕上，但全球化的過程已經開始了另外一個階段。從教育的層面來看，印刷術的出現是影響知識傳播的重要因素，但自互聯(lián)網盛行后，整個學習和教學模式已經出現很大改變。在我看來，目前兩岸高校對此的回應還是偏慢的。因為至少在臺灣高校，學生在教室里已經不再是“用不用功”的問題，而是愈發(fā)成為只會玩手機的“低頭族”，這一現象必須要引起重視，因為這意味著整個知識傳播管道、學習方式和學習資源的掌控方發(fā)生了變化，從而必然引起教學和學習模式的改變。如果今天我們只是強制地把學生的手機、平板電腦收起來，這恐怕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應該說，當今的一代人正面臨一個內在的，且會深刻影響學習和教學模式的改變。即在印刷術以后，教師地位和學習方式的巨變。臺灣老師常常會感覺到自身失去了以往的權威性，但這種改變并不是因為學生的倫理水準、道德標準下沉，而是整個知識傳播系統(tǒng)發(fā)生了改變。
在我的學生時代，高校教學模式并不先進：圖書館資源不見得很好，老師的授課也不生動活潑。但那時的學生在精英培養(yǎng)的過程中，其自身的知識足以應付自我學習。但當教育普及后，如果再用這種方式讓學生自我學習已經不現實，然而這樣的改變卻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老師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成長，他會很自然地將自身熟悉的學習模式教給下一代，然而下一代卻未必能夠真正有效吸收。
在這里，我還要強調兩個重點。首先是評價的問題，其次是通識教育問題。
在評價的問題上，臺灣目前面臨的困境是：教育部門與大學之間的角色如何定位。教育部想要行使監(jiān)督權力，而大學則渴望自立，兩者的關系又該如何衡量。
事實上，如果從學術教育水準的提升角度看，教育部門的監(jiān)督是有其必要性的，而且臺灣地區(qū)的法律條文也已經保障了這種權利。同時，根據條文，教育部門在對大學監(jiān)督的同時，大學也要進行自我評鑒，教育部門對此具有督促的作用。但事實上，大學在目前的發(fā)展狀況之下，對于自主權并沒有真正的善用。大多數還都是聽認形式，很少去思考學校的教育理念，甚至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樣�？梢哉f，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處于一個新舊混雜、定位不明的狀態(tài)。
尤其是在今天的臺灣，很多大學校長大吐苦水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經費問題上。為了爭取經費，就要配合政策，但他們似乎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大學的使命何在？大學教育其實是一個民族靈魂的反映，如何讓高等教育不只是受限于數據上的發(fā)展，如何讓其對整個民族文化，甚至對整個世界產生推進作用？這才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
在通識教育方面，目前的臺灣對此的重視程度依然不夠。應該說，通識教育的理念來自于美國，但美國大學的結構和特點是與臺灣大學不同的。在美國，高校學生在大一階段的課程并不分專業(yè)領域，學生在大二或大三時才會確定自己的第一專業(yè)。然而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學生剛剛進入校門就需要進入一個固定模式。如果此時將學生從固定課程中抽離出來，其對于一般通識課程的認同度是不會很高的，這也就會為政策執(zhí)行造成困難。
需要注意的是，在課程結構上，臺灣高校嚴格意義上是介于大陸和美國之間的。因為大陸的系所專業(yè)屬性，以及學生的專業(yè)歸屬感要比臺灣高校更高，學生從大一到大四，都會在同一個校園里面生活、住宿，這與臺灣很多高校的“通學”狀況是不一樣的。因此在這一問題上，大陸高校更應引起思考。
（本報記者陳彬整理）
■臺灣華梵大學校長 朱建民
在高等教育領域，海峽兩岸雖然存在差異，但也面臨著一些共同的挑戰(zhàn)。比如臺灣1994年進行教育改革時，曾有一種廣設高等大學的呼吁。這種過于快速的發(fā)展所帶來的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大陸地區(qū)1999年開始擴招，很多高校在感覺到擴招帶來好處的同時，不免也會承受一定壓力。
于是，怎樣通過過程重整，把核心問題進行一定梳理，怎么樣讓兩岸的教育重新有更深層次的探索，這是兩岸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如果站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我們會發(fā)現，其實中華民族近百年屈辱的歷史，就是一段被工業(yè)化浪潮先進國家打壓的歷史。如今我們已經迎頭趕上，但全球化的過程已經開始了另外一個階段。從教育的層面來看，印刷術的出現是影響知識傳播的重要因素，但自互聯(lián)網盛行后，整個學習和教學模式已經出現很大改變。在我看來，目前兩岸高校對此的回應還是偏慢的。因為至少在臺灣高校，學生在教室里已經不再是“用不用功”的問題，而是愈發(fā)成為只會玩手機的“低頭族”，這一現象必須要引起重視，因為這意味著整個知識傳播管道、學習方式和學習資源的掌控方發(fā)生了變化，從而必然引起教學和學習模式的改變。如果今天我們只是強制地把學生的手機、平板電腦收起來，這恐怕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應該說，當今的一代人正面臨一個內在的，且會深刻影響學習和教學模式的改變。即在印刷術以后，教師地位和學習方式的巨變。臺灣老師常常會感覺到自身失去了以往的權威性，但這種改變并不是因為學生的倫理水準、道德標準下沉，而是整個知識傳播系統(tǒng)發(fā)生了改變。
在我的學生時代，高校教學模式并不先進：圖書館資源不見得很好，老師的授課也不生動活潑。但那時的學生在精英培養(yǎng)的過程中，其自身的知識足以應付自我學習。但當教育普及后，如果再用這種方式讓學生自我學習已經不現實，然而這樣的改變卻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老師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成長，他會很自然地將自身熟悉的學習模式教給下一代，然而下一代卻未必能夠真正有效吸收。
在這里，我還要強調兩個重點。首先是評價的問題，其次是通識教育問題。
在評價的問題上，臺灣目前面臨的困境是：教育部門與大學之間的角色如何定位。教育部想要行使監(jiān)督權力，而大學則渴望自立，兩者的關系又該如何衡量。
事實上，如果從學術教育水準的提升角度看，教育部門的監(jiān)督是有其必要性的，而且臺灣地區(qū)的法律條文也已經保障了這種權利。同時，根據條文，教育部門在對大學監(jiān)督的同時，大學也要進行自我評鑒，教育部門對此具有督促的作用。但事實上，大學在目前的發(fā)展狀況之下，對于自主權并沒有真正的善用。大多數還都是聽認形式，很少去思考學校的教育理念，甚至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樣�？梢哉f，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處于一個新舊混雜、定位不明的狀態(tài)。
尤其是在今天的臺灣，很多大學校長大吐苦水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經費問題上。為了爭取經費，就要配合政策，但他們似乎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大學的使命何在？大學教育其實是一個民族靈魂的反映，如何讓高等教育不只是受限于數據上的發(fā)展，如何讓其對整個民族文化，甚至對整個世界產生推進作用？這才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
在通識教育方面，目前的臺灣對此的重視程度依然不夠。應該說，通識教育的理念來自于美國，但美國大學的結構和特點是與臺灣大學不同的。在美國，高校學生在大一階段的課程并不分專業(yè)領域，學生在大二或大三時才會確定自己的第一專業(yè)。然而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學生剛剛進入校門就需要進入一個固定模式。如果此時將學生從固定課程中抽離出來，其對于一般通識課程的認同度是不會很高的，這也就會為政策執(zhí)行造成困難。
需要注意的是，在課程結構上，臺灣高校嚴格意義上是介于大陸和美國之間的。因為大陸的系所專業(yè)屬性，以及學生的專業(yè)歸屬感要比臺灣高校更高，學生從大一到大四，都會在同一個校園里面生活、住宿，這與臺灣很多高校的“通學”狀況是不一樣的。因此在這一問題上，大陸高校更應引起思考。
（本報記者陳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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