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在1月1日啟動，這是自2014年6月兩院院士大會修訂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選。兩院為規(guī)范院士增選工作，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選實施辦法或細則，而新的辦法或細則提出多個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規(guī)。其中，年輕化、取消部門遴選、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等規(guī)定是此次增選的變化亮點。
兩院院士增選新規(guī)的出臺，諸多亮點中，“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最惹人關注。將處級以上官員拒之門外，院士頭銜與官員身份不再混淆，改變了以往政府高官、企業(yè)高管競相追逐院士光環(huán)的情形。與此同時，也向社會釋放了一個積極信號：官員歸官員，學術歸學術，院士不是“院仕”，為減少學術上的行政干預邁出了關鍵一步。
眾所周知，院士是最高學術榮譽的體現(xiàn)，擁有院士頭銜的學者，在相關領域的研究必處于科學前沿，且是有所建樹的“學術精英”。而我國院士頭銜的“含金量”不僅在于學術成果，更在于地位和身份的肯定。在“仕而優(yōu)則學”官本位文化的影響之下，“官員院士”們或許對院士頭銜下的物質利益并不感冒，但學術“加冕”意味著“錦上添花”，學術榮譽才為他們所期許。還有人看中了院士在相關領域的話語權，屆時申報、審批項目顯然較易通過，獲取相關經費更不在話下。
更重要的是，扭曲的觀念使得一些人不惜鋌而走險，采用賄選等不光彩的手段，有損公權廉潔，出現(xiàn)“權學交易”等腐敗。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為參選院士曾花費2300萬之巨，他供述兩次參選中科院院士“需要花錢”。拉關系“跑院士”、“買院士”的荒唐之舉令院士評選飽遭質疑。凡此種種，明顯背離了院士評選的初衷，與學術科研更是愈行愈遠。學術被“權力”傾軋，研究為“行政”服務，榮譽與權力掛鉤，學術背離了本意。而新的院士增選規(guī)定，院士增選“去官化”，為學術與行政的各行其道設立了隔離帶，讓兩者分清界限，避免學術被權力侵染，更強有力地限制了像張曙光這樣的官員競選院士的現(xiàn)象。
再者，術業(yè)有專攻。在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的今天，很難想象政務纏身的官員可以沉下心來專攻科研。“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不僅是讓院士回歸學術本位，更是讓官員回歸服務本位。院士在行政中松綁，官員在學術中解脫，以免兩廂耽誤。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優(yōu)化學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可以說，“處級以上干部不得成為候選人”等一系列舉措，不僅完善了院士增選制度，厘清了“官學”關系，更是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的重要一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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