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致信國家領導人，建議借鑒國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國設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2年后的1985年，國務院批準試行博士后制度。同年底，我國第一批博士后流動站建立。到如今，已經整整30年。

30年，正是一個人從嬰兒成長為壯年的時間，博士后制度在我國也早已成為一項人才培養(yǎng)和使用的重要制度。然而，歲月的增長雖然讓這名“壯漢”有了成熟的軀體，但在他的頭腦中，一些“困惑”也油然而生。

就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多名政協(xié)委員和人大代表均提出了對現(xiàn)行博士后制度的改革意見。他們的意見背后，都隱藏著一份深深的思考——30年過去了，博士后制度下一步該如何發(fā)展呢？

時代之惑：博士后怎么了

1987年，南開大學校長龔克還是一位剛剛在國外學成回國的“海歸”，正在籌劃自己未來的發(fā)展道路。

是時，可供龔克選擇的道路其實很多，機關、企業(yè)、高校、科研院所……但龔克還是猶豫躊躇，因為對這些用人單位他缺乏深入的了解，那時的人事制度又比較刻板，一旦選擇的單位不合適，要想流動就難了。該怎么辦呢？

有一天，一位領導的一句話影響了他最終的決定。

那位領導說：“你為什么不去博士后管委會咨詢一下呢？”龔克這才知道，原來在國內也是可以申請博士后的。

那一年，博士后制度在中國剛剛設立兩年，絕對算是新生事物，而龔克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其實當時最吸引我的還是博士后制度的靈活性。”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龔克說，因為博士后在流動站有兩年的工作時間，兩年后，雙方可以雙向選擇。“也就是說，兩年后，我可以再根據自己的情況重新考慮未來，博士后給了我多次選擇自己發(fā)展道路的機會。”

1987年9月，龔克進入清華大學，成為電子工程系的一名博士后。

在進入清華之前，龔克與這所國內名校并沒有太多聯(lián)系，而他在國外求學的高校也不屬于通常意義的“世界名校”。因此，很多人覺得他在這種情況下去清華求職“沒有活路”，然而清華的科研平臺和項目對他這樣的青年科研人員又頗具吸引力。“但我又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適應清華環(huán)境。”龔克說，因此，博士后制度又給了他另一種意義上的“寬松環(huán)境”。“我可以用兩年時間驗證自己是否適合在這里作研究。不適合的話，兩年后我就可以走了。”

在這里，還要提一下龔克的“薪水”。

當時，博士后工資是150元，同時還有100元的住房補貼，這一水平基本與教研組正教授的水平相當。這樣的“高福利”也是博士后的吸引力之一。其次，做博士后可以比較專注于研究工作，龔克考慮趁著剛剛完成博士學業(yè)的這段時間，一方面打下更加寬厚的研究基礎，另一方面可以積累成果在學術上立足。

“總之，在當時情況下，博士后制度無異于一種沖破僵化體制，更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的改革創(chuàng)舉。”龔克說。

如今，30年過去了，龔克已經成為國內重點高校的一校之長，曾經帶給他巨大幫助的博士后制度卻似乎變了味道。在高校和科研單位的人事制度已經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新情況下，之前的改革創(chuàng)舉反倒成為了很多人口中“僵化”的代名詞。這種制度曾經具有的“靈活性”“高福利”“少干擾”等優(yōu)勢，反而成為了當下人們對博士后制度口誅筆伐的最主要依據。

30年間，博士后制度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前途之惑：變了味的“靈活性”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交通大學教授鐘章隊遞交了一份關于提升博士后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案。在這份提案中，鐘章隊提到，目前我國博士后進站人員不夠優(yōu)秀，博士后崗位很難招到優(yōu)秀的人才。

事實上，鐘章隊所提到的問題，在幾年前就已經成為大家的普遍認識。

早在2012年，在一次博士后論壇上，中國科學院院士、廈門大學教授鄭蘭蓀就表示：“在我們實驗室，每次交流時，我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招不到博士后或者招不到好的博士后，這是現(xiàn)在很多高校、研究所面臨的突出問題。我曾和同行的幾位院士交流過，這幾年大家都沒有招收到優(yōu)秀的博士后。”

曾有一份數(shù)據顯示，在高校博士生畢業(yè)后的去向中，有四成選擇進入高等院校，有一成選擇進入科研設計單位，僅有不到3%的博士畢業(yè)生選擇在國內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王頂明是清華大學的一名在讀博士后。作為“圈內人”，他也發(fā)現(xiàn)自己身邊的同學中，很少有選擇進入博士后群體的。而問及原因時，王頂明笑了：“現(xiàn)在的社會這樣浮躁，大家都想盡早找一個穩(wěn)定的工作，誰還會踏踏實實地做博士后�。�”

他的話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博士后現(xiàn)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無法給博士生一個穩(wěn)定的未來。”李亮是國內某高校的一名博士生導師。采訪中，他向記者表示，在目前的就業(yè)壓力之下，博士人才希望在畢業(yè)后能夠盡早穩(wěn)定，而這恰恰是博士后制度所給不了的。“兩年后，博士后就必須出站，而出站后，他又將面臨找工作的問題。因此，只要有好的機會，誰都不會拿兩年的時間冒險。”

遺憾的是，越是優(yōu)秀的博士畢業(yè)生，在畢業(yè)時遇到“好機會”的可能性就越大，選擇“冒險”申請博士后的幾率也就越小。

于是，當年成功吸引“龔克”們的博士后制度的第一個優(yōu)勢——靈活性，現(xiàn)在反而成為了阻礙優(yōu)秀博士進站的重大難題。“時代不一樣了，就業(yè)環(huán)境也不一樣了，我們的政策卻沒有改變。”李亮說。

然而，受制于博士后制度本身的特性，這一問題似乎并不好解決。有人曾建議博士后合作導師要在博士后出站后的就業(yè)方面承擔更重要的推薦權利和義務。然而，這一建議并無具體細節(jié)�；蛟S，在目前已經時過境遷的就業(yè)環(huán)境下，除了在企事業(yè)招聘中增加“博士后”經歷這一似乎不太合理的“外力”推進外，能吸引優(yōu)秀博士生進入流動站的，也只剩下提升博士后本身的科研“含金量”，使其能在就業(yè)市場上更具優(yōu)勢。然而，這需要給博士后一個穩(wěn)定的生活和科研環(huán)境�，F(xiàn)在，這方面與“龔克時代”又有怎樣的不同呢？

“錢途”之惑：誰來供養(yǎng)博士后

要安心科研，首先要實現(xiàn)的基礎保障就是衣食無憂。這就涉及到一個誰都繞不過去的字眼——錢。

目前，國內招收博士后主要有國家資助招收和自籌經費招收兩種，這兩種模式占據了中國博士后招收類型的85%。其中國家資助標準每人兩年10萬元人民幣，至于自籌經費模式，一般而言是單位根據研究工作需要靈活掌握。

一年5萬元人民幣，這筆錢對于大多到了成家立業(yè)年齡的博士后們來說，夠花嗎？

張珂去年博士后出站，現(xiàn)在已經成為了一名教師。在讀博士后時，她就已經成家。因為有兩個人的收入，所以對她而言并不存在“夠不夠花”的問題。然而，她的一個同事就沒那么幸運了。

“當時，我們站里還有一個博士后。他還是個單身，也沒有房子，但在學校周邊租房又實在太貴。最終，他只能借住在學生宿舍里。”張珂說。

事實上，在人們談論目前的博士后制度時，所謂的“高福利”早已成為過眼云煙，而“待遇太低”也幾乎是每次都會被首先提到的問題。就在今年的兩會上，鐘章隊就建議將博士后基金特別資助的經費提高到國家自然基金青年金項目的水平，或者設立博士后研究和創(chuàng)新的專項基金。

與鐘章隊有類似想法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其林。在議案中，他也提到要設立國家博士后基金，并成立獨立的國家博士后基金委員會，國家博士后基金管理可以借鑒德國“洪堡獎學金”。

如此提升博士后待遇，究竟需要花國家多少錢呢？

采訪中，長期研究軌道交通的鐘章隊結合自己的專業(yè)，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

“目前，一公里地鐵按最普通的造價計算，需要5億~7億元人民幣。據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的統(tǒng)計，2013年全國博士后進站人數(shù)約為1.3萬余人。如果按每人每年5萬元資助標準計算，這筆錢僅僅達到一公里地鐵的造價。然而，這1萬余人創(chuàng)造的科研價值豈是一公里地鐵所能衡量的？”

要知道，在2014年，僅僅作為地級市的江蘇省南通市，其獲批建設的地鐵總里程就將近60公里，總投資近400億元。

“如果說之前我們的財力還達不到的話，現(xiàn)在我們已經有充足的財力提升博士后待遇了。”鐘章隊說。

身份之惑：我們究竟是誰

30年前，當“龔克”們進入大學博士后工作站時，“沒有教學任務，可以專心從事研究”也是吸引他們的重要原因。而如今，很多博士后似乎連這點福利也沒有了。

在網絡搜索引擎輸入“博士后、教學任務”的關鍵詞，可以搜出很多博士后招聘啟事，其中大部分啟事都會規(guī)定博士后具有一定的教學任務。這中間，有些招聘的是“師資博士后”，但也有部分招聘的就是一般的科研博士后。

給學生上課，也就意味著博士后身上已經有了些“老師”的味道，但他們真的算是“老師”嗎？

“在國外，博士后一般被看成科研人員。但在國內，我們現(xiàn)在不知道應該把他們看成什么。”顧英權是張珂的博士后合作導師。采訪中，他坦言對博士后的管理有“很大問題”。“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對待他們。因為他們既不是老師，也不能當成純粹的研究人員。所以，我們教師開會的時候不能叫他們參加，組織一些活動時也不知道是不是該讓他們參加。”

顧英權的話語背后，其實反映的是目前博士后群體自身定位的模糊。

在今年的兩會上，北京大學原校長周其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博士后是一段研究工作經歷，但不是正式職業(yè)，把博士后當成一種學位的看法“很荒唐”。應該說，除了周其鳳外，很多學者在公開媒體上都在強調博士后不是一種學歷或學位，但在公眾層面，將這兩者畫等號者并不在少數(shù)。究其原因，一些制度性的問題不能不提。

“目前，我國的博士后培養(yǎng)要國家批準設站，相關部門限定規(guī)模。對于進站的博士后，國家要給予特定待遇，最后還要頒發(fā)證書，這一套程序就給人一種錯覺，那就是博士后依然是一種學位。”采訪中，龔克這樣表示。

于是，博士后就在這種“學生”“老師”和“科研人員”的理念夾縫中，漸漸模糊了自己。

需要注意的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國家給予博士后的“特定待遇”中，解決戶口和子女就業(yè)是重要內容。而正是這種“隱性福利”，給某些人提供了一些可鉆的空子。李亮曾發(fā)現(xiàn)，一些京外企業(yè)的高管就是沖著這些福利來做博士后的。這些高管私下聯(lián)系京內高校的教授，許諾一定好處（如實驗室項目、資助等），要求其招收自己成為博士后，從而“曲線解決”子女在京上學的問題。“只要他的博士后能夠延期兩年，子女就能在北京高考了。”

事實上，對于這種“隱性福利”所帶來的弊端，很多學者已經有所察覺。然而，如果取消這些福利，則又會降低本已不高的博士后吸引力。對于這對矛盾，顧英權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這其實是現(xiàn)行制度帶來的一種弊端，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博士后的身份定位。我們要將其明晰起來，就應該在提升博士后正常待遇的基礎上，取消隱形福利，讓博士后的精力回到原本吸引他的地方。”顧英權說。

管理之惑：誰該管理博士后

今年兩會上，真正將周其鳳和博士后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他對博士后定位的糾正，而是他的另外一席話：“目前我國設立博士后是由人事部門成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而這個機構存在，就意味著存在編制，有經費，有權決定誰可以設博士后流動站，誰可以招收博士后，博士后要給什么待遇等。”他建議取消掉博士后管理機構，由科研機構、大學、企業(yè)根據自身的需要在國內外招有博士學位的人。

此番話一出，隨即引起公眾普遍關注。而對于建議本身，則是一片叫好之聲。

事實上，在今年兩會的議案中，周其林給出的博士后改進意見的第一條就是“撤銷全國博士后管委會及其所有博士后工作站和流動站。國家不再統(tǒng)一頒發(fā)‘博士后證書’，不再評定成果、專業(yè)技術職務任職資格”。

“如果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話，那么在人力資源配置中，市場也要起決定作用。”采訪中龔克如是說。

然而，如果將博士后管理機構取消，將權力下放給企事業(yè)單位和大學，是否會出現(xiàn)“一放就亂”“魚龍混雜”的情況呢？對此，顧英權有自己的理解。

“這種情況當然可能發(fā)生，但我們也要相信市場自身的調配力量。”顧英權說，而且當下社會已經越來越重視品牌力量，在此背景下，一個博士后流動站能否生存的決定因素，還在于流動站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內部環(huán)境。因此，暫時的“魚龍混雜”也許會有，但最終會有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

據了解，中國是世界范圍內最早由政府重視博士后制度并支持其發(fā)展的國家，這種重視和支持也使得國內的博士后制度在短期內迅速發(fā)展，并有了今天的規(guī)模。而如今，政府似乎又面臨著一個“轉型”的問題。

“如果說之前政府在博士后體系中，充當?shù)氖?lsquo;管理者’角色的話。那么現(xiàn)在，政府應該將自己轉變?yōu)橐粋�‘把關人’。”李亮坦言，針對當前博士后制度發(fā)展的現(xiàn)狀，政府應該行使的權力其實是審查權和監(jiān)督權。一方面，當企事業(yè)單位和高校提出博士后建站意愿時，政府可以考察其是否有足夠的物力、財力。如果有，則可以建設；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在一定時期對博士后流動站進行檢查和評估，取消部分不合格者。除此之外，政府不應再干擾博士后流動站的正常運行。

“如果說，之前政府已經將博士后‘扶上馬，送一程’的話，那么現(xiàn)在政府應該做的是松開韁繩，讓這匹馬真正地跑起來。”李亮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什么是“重視教育”

“即使什么都不做，就不能算是另外一種對教育的尊重和重視嗎？”采訪中，當記者問及取消博士后管理機構是否意味著政府完全放手時，有學者這樣回答。

這個答案其實很值得思考。

長久以來，“重視教育”一直是各級政府部門和教育主管機構高呼的口號。我們當然不能懷疑政府部門說出這句話時的誠意，畢竟，誰都希望我們的教育能夠大踏步前進。然而，“重視教育”是否就可以和“插手教育”畫等號呢？

當然不能，教育有著自身獨特的規(guī)律，當需要政府扶植時，政府的一雙手是溫暖的；然而，當教育需要一定的自由成長空間時，這雙手就成為了這個空間里最粗的絆腳繩。

這個道理是很淺顯的，一說就明白。但遺憾的是，在實際工作中，這個道理就變得不那么簡單了。因為我們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門對教育的干涉，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門對教育核心權力的死守不放。如果將教育發(fā)展和教育改革比作李亮口中的那匹駿馬的話，政府部門如果站在原地看著這匹馬肆意馳騁，這就是一種對教育事業(yè)的“不負責任”。殊不知，此時的馬才是最快樂的。

于是，我們需要改變一種觀念，那就是有時候“什么都不做”才是對教育的最大尊重，因為在“無所作為”的背后，是教育本身發(fā)展空間的擴展，也是尊重教育規(guī)律的最佳體現(xiàn)。（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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