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對中科院來說是值得紀念的一年。經(jīng)過4年的努力，中科院終于從黨政干部領導管理科學院過渡到專家治院。

這一年，原學部主席團秘書李吉士剛好50歲。這一年也在他的記憶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彼時，中科院包括各個研究所剛剛從“文革”以及困難年代走過來，像經(jīng)歷了一場“荒漠”的洗禮，急需雨露的滋潤。

研究所未來走向何處？哪些學科需要大力發(fā)展？應該如何設計？這些迫切問題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事實上，此時的中科院學部已明確了研究所的發(fā)展目標——加強學術領導、提高科研水平。而要實現(xiàn)這個目標，首先要做的就是對研究所進行評議，摸清各個研究所既有的家底，進而提出發(fā)展建議。

評議工作由各個學部直接負責，評議小組由學部委員負責。評議研究所，為中科院實行專家治院奠定了基石。

像清泉滋潤荒漠

1981年5月，第4次學部委員大會在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科學院試行章程》，明確全體學部委員大會是中國科學院的最高決策機構。在學部的諸多職能中，評議研究所無疑是一項重要內(nèi)容。

研究所的科研方向是否符合學科的發(fā)展趨勢和我國國情，研究室的方向、任務是否明確，課題設置和選擇是否恰當……這些評議內(nèi)容恰恰是基于研究所發(fā)展的需要而設定的；當然，根據(jù)各個研究所的具體情況，評議重點有所不同。

當時，學部將評議分為三個步驟：參加評議的學部委員首先閱讀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然后赴研究所、實驗室參觀座談，最后提出評議意見。

“評議研究所的內(nèi)容設計得非常具體，這實際上是對研究所從發(fā)展方向到學術活動的一次整頓和明確。”李吉士說。

1981年，五個學部各自評議了一個研究所。其中，化學部評議長春應用化學所，技術科學部評議金屬所，生物學部評議昆明植物所，數(shù)理學部評議物理所，地學部評議蘭州地質(zhì)所。

李吉士后來曾到武漢參加過中科院水生所的評議工作，他仍然記得當時匯報的一個內(nèi)容是關于受傷江豚的研究。研究人員鄭重地向評議組介紹修建大壩將對江豚產(chǎn)生的影響，類似深入的科學研究讓他印象深刻。

如今，時隔30年，李吉士依然對當時評審的專業(yè)性感慨不已。這一點可以從參與評議工作的小組成員的構成看出來。當時化學部評議10個研究所，參加評議的學部委員達87人次，非學部委員科學家達74人次。

在李吉士看來，研究所評議工作的開展就像是一捧清泉，滋潤了當時各個研究所乃至中國科學界。

到1984年，中科院各學部組織學部委員和各學科專家，先后評議了中科院42個研究所，285個重點科研課題。

評議改革收效顯著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副研究員王麗娜多年來一直在做評議研究所方面的院史梳理工作。在她看來，這些評議工作，一方面對有關研究所的工作有所促進；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院領導較深入地了解有關研究所的學術水平和存在的問題。

1981年11月4日，數(shù)理學部對物理所進行了評議，這是數(shù)理學部首個評議的研究所。參加評議的團隊可謂聲勢浩大。從錢三強到彭桓武，從錢臨照到程開甲……24人的隊伍幾乎集聚了當時數(shù)理學界的所有重量級人物。

“有成績。”這是評議組對于物理所科研工作評價的核心詞。

自1977年全國自然科學規(guī)劃會議和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后，物理所就在恢復科研生產(chǎn)上積極布局，如今居于世界物理研究前沿的凝聚態(tài)物理方向就是在那個時期定下來的，相關實驗室建設也是那個時候開始起步。

不過，評議研究所開展之初，自然暴露出一些問題。以物理所的課題研究為例，評議組指出，全所的研究課題還比較分散，課題之間的聯(lián)系和配合不夠密切，多學科協(xié)同研究的優(yōu)勢發(fā)展得不夠。一些研究領域和方向的基礎工作還不夠厚實。

這次評議對于物理所日后的發(fā)展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1984年，物理所被列為中科院改革試點單位，率先邁出改革步伐。物理所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試驗。例如，根據(jù)課題組3年的業(yè)績和學科發(fā)展動態(tài)，每3年對所層面的課題進行調(diào)整，不斷明晰課題研究方向，并對課題組成員進行優(yōu)化組合。

“改革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所里的課題組由100多個逐漸縮小為50多個，研究方向更集中了。而最大的效果就是形成了既嚴格又自由的學術氛圍。”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中科院院士楊國楨曾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

值得重視的經(jīng)驗

1982年10月25日到30日，中科院地學部地理學科組對地理研究所進行了評議。評議工作為期一周。工作人員張時是此次評議的一個見證者。

“評議工作對地理研究所各方面的工作是一次很好的檢閱……將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張時曾撰文說。

可以說，一直到1984年，研究所的評議工作一直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無論評議者還是被評議的機構，無不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期待。截至1984年1月第5次學部委員大會召開時，中科院共評議42個研究所。

不過，這一火熱的場面并沒有延續(xù)下去，而是隨著學部委員大會性質(zhì)的改變而改變。在中科院第五次學部委員大會上，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大會的性質(zhì)由科學院的最高決策機構改為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咨詢機構。

學部職能的轉(zhuǎn)變，使評議工作直接受到影響。誰來做、如何延續(xù)等問題浮出水面，致使后續(xù)的評議工作漸漸歸入平淡，這個過程至今仍讓李吉士感到惋惜。在他看來，盡管這次學術評議工作是改善和加強學術領導的一個初步嘗試，但評議工作的獨特作用已初步顯現(xiàn)。

而到1987年7月3日，院部機構大調(diào)整，更是撤銷了數(shù)理學部、化學部、生物學部、地學部、兩個技術科學部的辦事機構。至此，學部的職能轉(zhuǎn)變?yōu)橐宰稍優(yōu)橹�。學部組織只保留學部主席團和主席團學術秘書室。在此背景下，評議研究所的工作就此終止。

《中國科學院編年史》對于這段特殊的歷史如此記載：“評議研究所是加強學術領導的一項重要措施，對提高研究所學術水平、科研管理水平和加強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各學部在評議過程中也摸索出一些對研究所進行學術領導的經(jīng)驗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