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陸琦

“從科學技術影響和作用的角度研究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從科技規(guī)律出發(fā)前瞻思考世界科技發(fā)展走勢，提出咨詢建議，開展科學評估，進行預測預見，在國家宏觀決策中發(fā)揮建設性作用。”

不難看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庫”，既是中國科學院學部作為國家科學技術方面最高咨詢機構的定位要求，更意味著一份莫大的榮耀。

成立伊始，戰(zhàn)略咨詢已成為融入其血液的一份厚重責任。60年來，學部為中國的發(fā)展提供了難以估量的智力支持。

開創(chuàng)新中國科學基金制先河

1981年5月11日，中國科學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在北京開幕。這次大會距離第三次學部委員大會已時隔21年。

撫今追昔，400名學部委員為過去的坎坷經(jīng)歷互訴衷腸，更為肩負的使命而深感責任重大。

其間，大家討論最多的是如何盡快開展停頓的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

面對基礎研究困難的現(xiàn)實，學部委員達成共識：在重建隊伍、確定研究方向之后，所面臨的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儀器設備嚴重缺乏、經(jīng)費短缺。這也是當時廣大科技人員的心聲。

于是，張文裕等89位學部委員聯(lián)名上書中央，建議國家專門撥出一筆資金，設立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基金，以保證基礎科學研究在穩(wěn)定的基礎上逐步發(fā)展，并發(fā)揮學部對全國基礎性研究工作的指導、協(xié)調(diào)作用。

這一建議在短短幾天內(nèi)就獲得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批準。在當時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從1982年起，每年撥出�？�3000萬元，設立面向全國的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用于資助自然科學方面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中的基礎性工作。

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是新中國建立后設立的第一個以國家基金形式支持科學研究的全新實踐。“基礎研究是科技創(chuàng)新的源泉。政府專門撥一筆經(jīng)費支持基礎研究，這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意義重大。”中國科學院院士孫樞說。

為了最恰當?shù)厥褂糜邢薜馁Y金取得最大的效果，在基金設置的同時，建立了相應的專家評審系統(tǒng)。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委員會是最高評審機構，盧嘉錫任主任，嚴東生、謝希德任副主任。其任務是制定管理辦法、審定項目指南、審批重大資助項目以及決定科學基金工作中其他重大問題。

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自1982年開始受理申請項目以來，短短幾年就取得了顯著成績。一些亟待開展工作又缺乏經(jīng)費的科研人員在獲得資助后，激動地把基金比作“及時雨”“雪中炭”。

1985年3月，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提出，在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會基礎上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1986年2月14日國務院正式發(fā)文，批準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并任命唐敖慶為主任。

“只有把權力從行政機關轉交到專家手中，并建立起制衡機制，中國的科研才有希望。”在唐敖慶看來，學術意義和科學價值永遠是第一位的。

站上世界高科技競爭舞臺

1986年2月的一天，時任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的王大珩家來了一位重要客人，他叫陳芳允，是我國著名無線電電子學家。

此時，世界上關于“星球大戰(zhàn)”計劃已經(jīng)沸沸揚揚地炒了兩年。世界幾乎都行動起來了，各種各樣符合或針對“星球大戰(zhàn)”計劃的對策、計劃紛紛出臺：日本的“科技振興基本國策”、西歐的“尤里卡”計劃、蘇聯(lián)及東歐集團的“科技進步綜合綱領”等。

從表面上看，“星球大戰(zhàn)”計劃只是一個重點針對蘇聯(lián)軍事威脅的戰(zhàn)略防御計劃，但該計劃囊括了大批新興尖端科學技術，也有深遠的政治目的。

“中國不能置之不理。”陳芳允就是專為此事來找王大珩商量的。

二人談得很投機。他們都認為，當年搞“兩彈一星”的時候，中國的國力還不如現(xiàn)在雄厚，但科學家硬是咬著牙搞出來，于是，外國不得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讓中國占一席之地。如果在這一輪高技術競爭中落后了，中國就有可能被新技術革命的浪潮淹沒。

“能不能寫個東西，把我們的想法向上反映？”陳芳允說。“對，應該讓最高領導人了解我們的想法，爭取為國家決策提供幫助！”王大珩突然明白自己應該做什么了。

基于共同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向最高領導人寫了“發(fā)展我國的戰(zhàn)略性高技術”的建議，由王大珩起草，并與另外兩位學部委員楊嘉墀、王淦昌商量定稿。

1986年3月3日，一份《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zhàn)略性高技術發(fā)展的建議》呈送到鄧小平面前。上面附著一封簡短的信，信中寫道：“我們四位科學院學部委員（王淦昌、陳芳允、楊嘉墀、王大珩），關心到美國‘戰(zhàn)略防御倡議’，及世界各國對其的反應和采取的對策，認為我國也應采取適當?shù)膶Σ?hellip;…”

鄧小平看到這份建議后，迅速作出決斷。于3月5日作出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找些專家和有關負責同志討論，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隨后，鄧小平立即責成國務院有關負責同志具體落實。國務院很快會同有關部、委、院、所，組織了幾百名專家，進行調(diào)查論證。在進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制定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綱要》。

1986年11月18日，國務院正式發(fā)出了《關于高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綱要》的通知。至此，一個面向21世紀的中國戰(zhàn)略性高科技發(fā)展計劃正式公布于世。由于促成該計劃的建議和鄧小平的指示都是在1986年3月進行的，簡稱“863”計劃。

實現(xiàn)工程科技界最高水平整合

中國工程院的成立，用中國工程院原秘書長葛能全的話說，“那是千呼萬喚始出來”。

中間，經(jīng)歷了12年。

1982年夏，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全體學部委員會議在長春召開。在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技術科學部主任李熏的建議下，責成張光斗、吳仲華、羅沛霖和師昌緒對成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初步方案進行研討。

經(jīng)過幾天的討論，4人一致認為成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是十分必要的，并寫了一個報告上報中央。不過，中央領導對此沒有作出肯定的批示。這件事也就擱置了下來。

雖然給中央的報告沒有結果，但是中國科技界對于成立工程科學院的呼聲越來越高，許多人以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的身份提交建議，如1986年一份“關于工程技術工作在國家事務中的地位”的提案，有83位政協(xié)委員和人大代表簽了名，其中有茅以升、錢三強、侯祥麟、羅沛霖等學部委員。

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對成立工程院也并未泄氣。一直保持著與國際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理事會（CAETS）的密切聯(lián)系，每屆年會都派代表列席。

1992年春，張光斗、王大珩、師昌緒、張維、侯祥麟、羅沛霖6位學部委員再次提出《關于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

“工程院的核心職能是什么，這在當時是有分歧、有討論的。”兩院院士王越回憶說，“有的人認為工程院應是管工程方面的國家機構，但科學家尤其是參與籌建的學部委員們認為工程院不能是行政機構，而應是咨詢性學術機構。最終是按后者定位的。”

1993年8月3日由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聯(lián)署上報《關于建立中國工程院有關問題的請示》報告。1994年2月25日國務院批轉了這個報告，同時公布了以宋健為組長的籌備領導小組45人名單。至此，工程院的籌建工作正式開始。

“當時有些行政領導想進入工程院，我們的準則是看其在工程科學技術上的貢獻，而不是看他的職位。”王越強調(diào)。

1994年6月，中國工程院成立大會和中國科學院第七次院士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同時舉行。這次大會，作為我國科技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而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