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0年前的高考有哪些科目？40年前的研究生考試是如何進行的？澎湃新聞采訪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良生先生，請他講述他人生中的兩次“大考”以及高能物理研究的經(jīng)歷與軼事。
張良生，1939年6月生，江蘇無錫人。曾參加1957年高考，進入南開大學核物理專業(yè)學習；1978年，考上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研究生，進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師從中國高能實驗物理的開創(chuàng)人張文裕教授。張良生先生畢生致力于中國的高能物理實驗研究。
張良生在接受采訪
一心向學
我們家在解放前是很窮的，父親13歲當學徒，在雜貨店當過伙計；大哥也是13歲左右（當學徒）；二哥稍微大一點，16歲當?shù)膶W徒。解放以后，我父親花了一些本錢干了一個小攤子，賣一些醬油啊、鹽啊什么的，他想發(fā)家致富。
父親要我小學畢業(yè)以后繼承他的事業(yè)，經(jīng)營小攤子，他教我怎么進貨、怎么記賬、怎么打算盤。我說我不干這個，還要上學去，最后我和父親達成協(xié)議，他說你要是考上無錫市第一中學，就讓你上學去，要是考不上就跟我干。一中是公立學校，質量很好，考上一中就不用花什么錢了，有國家助學金。結果我考上了，我父親說，那你就上學去吧。這時候是剛解放，免學費，而且我上學以后又申請了助學金，一直上到高中。
我中學學習很努力，平時比較愛鉆研，在小學時就看我哥的中學物理書，很感興趣。有一次同學拉著碾子修操場，碾子陷在坑里，拉不動了，問我怎么辦，我說你把它倒過來，往后拉，再往前猛地一拉就沖過去了，他們按照我的辦法果然行了。
我1957年參加的高考，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最難考的一屆，卡得非常緊，而且還是考前報志愿。我怕考不取清華北大，就保守一點，報了個南開，我高中的時候選的就是理科，高考時考了語文、數(shù)學、外語、政治、物理、化學、生物七門，我物理考了96分，如果報北大也可以考上。
1957年，張良生高中畢業(yè)時照
我在南開大學物理二系原子核物理專業(yè)學了五年，那時候大學都是五年。1962年畢業(yè)，然后就留校了，輔導核物理基礎課，后來到蘭州大學，從助教升為講師。
想去蘭州干一番事業(yè)
1964年10月16日，我們國家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那時候高教部曾設想在北方集中兩個點搞核物理和放射化學專業(yè)，一個是北大物理系，另一個就是蘭州大學現(xiàn)代物理系，因為蘭州就在西北，靠近核試驗場。高教部打算把南開大學、山東大學在核物理、放射化學方面的一些專業(yè)，集中搬到蘭州大學現(xiàn)代物理系。
南開積極行動了，1965年夏天就把核物理專業(yè)和放射化學專業(yè)的教師、學生、設備整個搬到蘭州去了，為了搬這些設備，鐵道部還專門準備了一趟專列，整個火車裝的都是儀器、設備。
南開去的兩個班的學生加上教師大概有100人，搬的時候讓大家先回一趟家，然后再前往蘭州集中，所以大家到蘭州有早有晚。我8月23號到的蘭州，是第一個到蘭州的，當時抱著一種心態(tài)，希望看看蘭州怎么樣，希望能到蘭州干一番事業(yè)。
當時全國備戰(zhàn)，蘭州大學有專業(yè)知識、技術條件，蘭州軍區(qū)希望能夠搞一些有關探測核輻射的設備來裝備解放軍，兩方一拍即合，我們幫他們做了一個叫“伽馬射線自動報警儀”的裝置，核爆炸之后伽馬射線到了一定程度儀器就會呼呼響，做完這個反應還不錯，后來又進一步搞了一個“伽馬射線自動記錄儀”，這個儀器更高級一點，它會自己記錄核爆炸后伽馬射線的強度，而且范圍很廣，它有四個檔，會自動換擋，作為首長屋子里面日常的一個監(jiān)控，看輻射有沒有超標。后來這兩樣裝置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得了四項獎，一個是科學大會獎，然后是防化兵部獎，甘肅省科技進步獎，還有一個是蘭州軍區(qū)的獎項。
另外就是參加核試驗，這個我就不多說了，還要保密。當時我也去試驗場了，學校派了兩個人，一個是我，搞核物理的，另一個是搞放射化學，都是南開大學的。不過我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戴防輻射面具、穿長筒鞋、鉛衣，弄完了下來半桶汗水，沒有那么厲害，我們只是在屋子里面測試伽馬射線，離核爆中心區(qū)還有一定距離，也不像他們一線那么艱苦。
我還到工廠、農(nóng)村一邊參加勞動一邊上課，當時選了三個老師，我就是其中之一，帶一個班的學生到西安262廠“開門辦學”，我就在里面給他們講技術課�；貋碇髲S里又派人到蘭州，邀請我到他們廠里去給721大學的學生講課，721大學當時很普遍，相當于企業(yè)大學，因為企業(yè)要有自己的技術人才，為了培養(yǎng)人才就從工廠里面選一部分工人，不脫產(chǎn)學習，從外面聘請老師，響應毛主席“721指示”，學工、學農(nóng)、學軍。
工農(nóng)兵學員的水平參差不齊，有的聽不懂，有的吃不飽，所以授課的時候要顧及大家，畢業(yè)的時候要相對寬松一點。教學員的同時也在督促著老師學習，所以我一直沒有放下自己的專業(yè)，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校園里的風氣也開始變得愛讀書了，還有一些老知識分子家庭，雖然國家不重視，但是讓孩子學習的愿望和實際行動還是有的，有一種人不管在什么社會環(huán)境下始終有追求知識的渴望。
我也保持著一種希望，我想總有一天國家會正常的，不可能永遠這么下去，十年沒有招生，那以后國家怎么辦？大家都是文盲怎么能行呢？我想總有一天會恢復高考正常招生的。
“文革”后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
1978年年初，知道要招考研究生的時候，我正在參加我們國家的一次核試驗。那次參加核試驗的人比較多，大家互相交流，我聽說了招研究生的消息，但是了解得不詳細。因為1977年國家已經(jīng)恢復了本科的高考，所以得到恢復研究生招考的消息一點都不覺得奇怪，是一件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蘭州的招生辦設在城區(qū)的一個學校里，我了解到確實要招收研究生了，而且年齡范圍擴大到四十歲，像我這個年齡也在里面了，心里很高興，覺得等了這么多年，終于有機會了。招考辦法大體上也差不多，就是報名、筆試、復試這么個過程。
我回來準備好一寸照片，就去報名了。報名時要把照片給招生辦，完了以后張榜公布，我去看了，有我的名字，這樣就算正式報名成功了。報上名以后，就得到一個準考證，準考證我現(xiàn)在還保存著呢。
準考證
考試前基本上沒有復習的時間，一面要工作，一面還有兩個孩子要照顧，就是憑著在大學時候的物理功底，再加上自己感興趣去考試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國家也沒有準備好，只不過想把這個考試開了，所以既沒有考試大綱，也沒有考試資料，都非常匆忙。
正式考試也是在報名的那個學校，好像整個蘭州就那一個考點，一個考場里也就二三十人，我算是里面年齡大的，我記得我的位置在緊靠北面墻，倒數(shù)第二排�？荚囀且粋�人一個桌，離得比較開，防止互相看。監(jiān)考老師有兩三個，準考證放在桌子上，監(jiān)考人員要對照片，免得有人頂替考試。
在考試中間，大家總體來講還是比較守規(guī)矩的，也都比較珍惜這個機會。“文革”期間有一部分人把學習的東西基本上都丟光了，都干別的去了，你就是叫他來考他也沒有心思考了，不過還有一小部分人，這么多年來沒有丟下學習，希望將來有一天能恢復考試，我們參加考試的這批人基本上屬于這一類，就是平時學習比較努力，有一些根基，有這樣一次機會都覺得不容易，所以考試也沒有搞什么作弊之類的，當時風氣比較好。
考試時也沒太緊張，覺得考成什么樣就算什么樣吧，要保持心情放松。當時一共考了三門，是一天之內(nèi)考完的，一門政治，一門外語，一門專業(yè)課，我的專業(yè)課考的就是高能物理，得了95分。
考物理的時候有一道題我感到非常別扭，我還記得大概內(nèi)容，說有一個球，球的表面有粒子發(fā)射出來，同時球下落，問球在真空里面下落需要多長時間。我覺得這個題的條件給得稀里糊涂的，粒子如果都往一個方向噴，就跟噴氣式飛機或者火箭一樣，和往四面八方噴是不一樣的，如果往四面八方噴還要知道出來的粒子多大、多少，速度多大，結果都是不一樣的，這些條件都沒給，我當時就把它簡化一下寫了�？纪暌院笪铱傁胫@個題有問題，就給高能所寫了一封信，把我的計算和一些想法在信里面寫了。到我后來去高能所復試的時候聽說這道題取消了，他們可能看到我的信以后覺得有道理，這道題干脆不算了，我就打聽自己錯在哪里，他們幫我查了一下說，我沒有特別大的錯，就是這扣掉一分那扣掉一分，反正都有些疏漏，有些地方答得不完全，不是大問題，最后就算了95分。
政治考的主要是時事，比如四人幫破壞搞得國民經(jīng)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些，主要是靠平實看報紙、聽廣播的積累，當時大家都很留意一些政治動向，大概的國家大事也都知道。
英語考的題里有類似莎士比亞翻譯什么的，也沒有教材，就是平時總在讀一些英文資料，學校開英語課就去旁聽，看的物理專業(yè)刊物也有一些英文的，所以一直沒有荒廢。而且憑良心講第一屆考得也不難。
考完筆試以后，我自己也沒把握，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當時高能所就招20個人，但是有幾百人報名，后來通知我到北京參加復試，這時候我心里面就有點把握了。當時正好妻子蒸了饅頭，我抓了兩個饅頭拿紙一包就走了，因為那兩個饅頭還是熱的，捂壞了，吃了之后還拉了肚子。
面試的時候就問我為什么考研究生，為什么考高能所，之前搞過哪些工作等。我選擇了中科院高能物理專業(yè)，一個是因為在南開留校后，我曾經(jīng)被選派到高能所進修過一段時間，從那之后就希望將來能到高能所。另一個原因是，“文革”結束以后鄧小平下決心要把高能物理抓上去，從全國找了100個以上學高能物理的，集中招到北京，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事情，因為進北京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后來就不能直接調(diào)到北京來了，所以我就要靠考試進中科院高能所。我就是喜歡物理，想一輩子從事物理研究。
后來有人問我你愿不愿意當張文裕所長的研究生，我說我當然愿意了。張文裕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在μ介原子物理方面做過世界上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在李政道、楊振寧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國家派他去瑞典做他們二人的爭取工作，楊振寧也曾公開表示過張文裕是他的導師。
面試后不久就接到一封信，信上說你已經(jīng)正式錄取為張文裕教授的研究生了，我接到信以后很激動，以前都是在廣播里畫報上聽到看到的，現(xiàn)在一下子關系這么近，我就到我們系的資料室去找到有關的圖片，人民畫報上有張文裕先生的照片，我端詳了半天，浮想聯(lián)翩，當時很高興。
1981年夏，張良生與導師張文裕教授（右）在高能所主樓前合影
當年蘭州大學以講師的身份參加考試最后分別錄取到各報考單位的有五個人，在9月29號蘭州大學開了個校委會，相當于最高級別的會議，會上討論五人考取研究生，蘭州大學作為校方放不放人，最后考慮這是國家的大政策，同意放人，帶薪學習。
我1962年參加工作，到1978年，已經(jīng)等了16年，考試時已經(jīng)39歲了，這是非常難得的一次機會，讓我抓住了，到第二年年齡就卡死了。
跟張文裕先生讀研究生
到了北京以后，先學基礎課，我年齡大，腦子不行了，學起來很吃力，別的同學在外面打球活動，我就在屋子里面學習，人家打完球回來看我還在那學習，always sitting，always studying。
基礎課學完以后就做畢業(yè)論文了，我們國家那時候還沒有高能加速器，要做高能物理實驗沒條件，張文裕先生就建議我做高能探測器方面的工作——多絲探測器，就是探測肉眼看不到的微觀粒子的徑跡。
張文裕教授特別強調(diào)要做實驗，要動手，他說“實驗是理論的基礎，知識的源泉”，他自己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強調(diào)實驗的重要性，不要整天坐在那里想入非非，不做實際的事情，他特別強調(diào)這一點。我根據(jù)張文裕的教導，從基礎的事情做起，包括怎么打孔，怎么拉絲，怎么上膠，怎么封裝，怎么通氣，怎么測量，怎么記錄數(shù)據(jù)，一直到最后分析，寫論文，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實驗結果發(fā)表在《高能物理核物理》上。
在這個基礎上，我還定量地解釋了國際上一個新的實驗結果，就是后來獲得1992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夏帕克教授指導的實驗組，用充氬氣的“多步雪崩室”，讓高強度的帶電粒子束穿過它，使它在高計數(shù)率下運行，由此獲得“多步雪崩室”在高計數(shù)率運行時的擊穿數(shù)據(jù)。對此結果他們自己沒有作定量的解釋，只是作了定性的說明。而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就建立了一個方程式作定量計算，計算結果證實了我的設想：在多步雪崩室陽極絲附近積累的物質，其衰變壽命與氬的亞穩(wěn)態(tài)的壽命一致，由此說明氬的亞穩(wěn)態(tài)起了決定性作用。我的解釋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后，日本九州大學的一個實驗組，做了專們的實驗來作檢驗，看是我的解釋合理還是美國M.Atac教授的解釋合理，實驗結果支持了我的解釋，并將其為“張模型”。
1992年，在瑞士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張良生（左）向199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夏帕克（右）表示祝賀
論文答辯后大家認為我的水平比碩士要高，國際上的一個實驗結果人家沒解釋對，我把它定量地解釋了，但是直接給我博士又不太合適，因為我們高能所培養(yǎng)的是實驗高能物理，我搞的是探測器，探測器說起來也是高能物理的范疇，但是仔細說一說還是有些區(qū)別。所里希望我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但是我和愛人兩地分居，當時我還帶著一個孩子，這樣的情況讓我再待幾年，實在不行，我就跟單位說家里分居有困難。于是1981年畢業(yè)，按碩士畢業(yè)分配工作。
張良生的研究生畢業(yè)證書封面
張良生的研究生畢業(yè)證書
張良生的碩士學位證書
一生致力于高能物理的研究
我國高能加速器的方案或設想已經(jīng)有過好多次，有個說法叫“八上七下”，其中有一次是"文革"中周總理主持的，方案提出了，錢都有了，準備搞了，結果"四人幫"一搗亂，沒搞成，總共下馬七次、上馬八次，所以叫“八上七下”。
1978年時鄧小平下決心要搞，提了一個方案是環(huán)形加速器，搞出一點名堂了，在十三陵把地形也進行了勘探，弄完以后還是下馬了，這次下馬的原因是步子邁得太大了，國家經(jīng)濟支撐不了。
后來李政道教授提出搞正負電子對撞機，把正電子、負電子分別加速，聚焦在一個點上對撞，對撞當然比打一個靜止的靶厲害，電子本身質量比較小，比較容易做到，大家都同意用電子對撞的方式。最后這個項目搞成了，國家評了一個特等獎，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頒獎典禮，我在里面也算是得獎的一份子，獎狀上還有當時總理李鵬的簽字。
張良生的獲獎證書
1984年丁肇中教授來中國招學生去西德“馬克-杰組”搞高能物理實驗，在高能所找了十個人，讓他們復習之后來考試，兩個人沒參加考試，剩下八個人只有一個人考上；后來又招了一批，這次就把我招進去了，也是我一個人考上；后來又考了兩次，又有兩個人考上了。丁肇中把我們幾個考上的拉到北京飯店面試，面試主要是高能實驗物理方面。他問我“質子衰變”方面的問題，我回答，根據(jù)“大統(tǒng)一”理論，“重子數(shù)”和“輕子數(shù)”都不再是守恒量，所以質子是可以衰變的。只回答了這一句，他就覺得滿意了。他要求頭腦要清晰，不要啰里啰嗦，越說越糊涂就說明你不懂，簡潔地把最關鍵的點出來，他就知道你清楚這個問題了。所以我1985年就去了西德。
1985年，張良生（右一）在馬克-杰（MARK-J）組時與丁肇中（右二）合影
1992年底，我再次被外派到歐洲的核子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多，回來后一直在高能所工作到退休，學成以后算是給國家做出了貢獻。
高能物理在現(xiàn)實中的應用很廣，互聯(lián)網(wǎng)就是其中一例，最早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有一個組主要搞高能數(shù)據(jù)的傳輸，在此基礎上逐漸發(fā)展起來了一個高能網(wǎng)絡的概念，這個概念慢慢成了互聯(lián)網(wǎng)。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議和幫助下，我國通過高能所與國外建立起的互聯(lián)網(wǎng)，也是為了傳輸高能的實驗數(shù)據(jù)，有了這個基礎，國家又投入了大力量發(fā)展互聯(lián)網(wǎng)，再加上中國人口多、基數(shù)大、有規(guī)模效應，所以互聯(lián)網(wǎng)在中國發(fā)展得就很快，在國際上還是很先進的。我們國家的高能物理現(xiàn)在來說在某些方面處于國際領先地位。
回想起來，參加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對我來說是改變命運的一次機會，對于好多學生來說也是“文革”中斷考試十年后唯一的機會。十年“文革”，十年斷層，人才培養(yǎng)在“文革”中荒廢了，恢復高考讓大家覺得有希望也有途徑了，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就感，在某個階段里有自己的輝煌在里面，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是國家走入正軌后的一個重大舉措。
國家要站在世界之巔必須有世界級的領軍人才，應試教育一切都為了應付考試，硬往里灌，死記硬背，扼殺學習積極性。我們應該鼓勵大家刻苦努力鉆研，有自己的見解，發(fā)揮自己的長處，有主動創(chuàng)造性，有強烈的求知欲和興趣，不要成為考試機器，不能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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